然未有以神为号者，抑神也者，妙万物以为言，而难其称欤。
抑天之所启，以配大行之庙乎？
书载益称尧德。曰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。盖圣神所以立道，文武所以立事也。
大行皇帝尊谥，自天锡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，庙曰神宗！”
翻译过来的意思，就是庙号这个礼制，其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了。
中间华夏也曾出现过不少圣贤之君，做到了天下大治，可从来没有过哪位君王，是以“神”为号的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神这个字，按照庄子的解释，是“妙万物以为言”，也就是说，能够成为万物的代言者，方可称为“神”。
哪怕圣贤之君，都极难做到能够与这个号相称。
这或者就是上苍属意，特别留给我们大行皇帝专用的吧？
历史上称赞尧帝，是既神且圣，乃武乃文。
神、圣这两个属性，让尧帝为天下树明了道德；
文、武这两个属性，让尧帝使天下臻达了大治。
（因为大行皇帝也做到了这几点），所以他的尊谥，是来自上天的赐赠！
……
己酉，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。
刘挚上台第一件事，就是闹着人数太少，权力不够：“伏见谏官止有大夫一员，御史台自中丞、侍御史、两殿中，法得言事外，监察御史六员，专以察治官司公事。”
“欲望圣慈于谏院增置谏官员数，本台六察御史并许言事，其所领察案自不废如故。所贵共尽忠力，交辅圣政。”
苏油和章惇立刻狙击，刘挚此论，大违先帝遗意。
先帝元丰改制，第一件事就是台谏分立，御史台掌察事，谏院掌谏事。
明确责任，便利施行。
如今司马公大开言路，加上电报来得快，造成信件积压，谏院增员，理所应当。
又令天下不分官吏百姓，尽可上言，故六察御史，本就包括在其中。
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御史言事归言事，但那时其职分之外的“义务劳动”，和察官的本职工作不可并列。
因此御史因“察人不谨”而要承担的责任，不能因“谏事风闻”而得免，否则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。
高滔滔认为有理，诏“尚书、侍郎、给、舍、谏议、中丞、待制以上，各举堪充谏官二人以闻。”以扩大谏院人数。
同时允许御史亦可言事，但再次重申了赵顼分立台谏的本意——察案如果弹人，需要有确实证据，承担后果；只有补阙朝政，言事方可以“风闻”。
戊午，召朝奉郎、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。
高滔滔对苏轼偏爱到没边了，大苏的升官途径，成了今年特例里边的特例，风头甚至超过了司马光、吕公著、苏油。
数月之间已经迁转了两回，而且这人都还没到京城，也就是说，这可能还没到最后结束。
于是苏油上书，说这不是进拔人才之道，大苏转迁实在过于迅速。
但是这一回司马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说苏轼人才难得。
蜚声国际，四海内外皆称夫子，各国使节入京，都要打听苏夫子在哪里。
当年制科结束，先帝就有意让他直馆，结果到现在尚在下州，连辽国高丽日本使臣，听说之后都颇为失望，觉得大宋曲沉了贤才。
让其入朝问对，之后或列台谏，或直国史，或掌制诰，这么多位置，难道容不下一个苏轼吗？
以苏轼的文才，这些工作，难道还能有人能比他干得更漂亮吗？
没有，的确是没有。高滔滔非常赞同司马光的论调，于是驳回了苏油的请求。
九月，从南到北，大宋各路开始收纳粮储，大宋的重点再次转到了实务上来，毕竟秋收工作是农耕国家每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
这个丰年，收得苏油心惊胆战。
连续四年大丰收，举国上下欣喜若狂，唯独苏油不一样。
他只觉得大灾的脚步，好像越来越近了。
不过当前最重要的事情，却是料理好辽国来的那帮子。
苏油级别太高，前期磋商接触根本不用出面，老族叔反倒成了给他打下手的人。